新加坡：我们最终都离开了那个小酒馆 | My City in 2022
文 | Chen Si
图 | F.A.LEONARD
克里斯托弗在我家楼下开酒馆的时候，一帮邻居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。
我们算是看着他的酒馆开业的。2020年4月，新冠疫情在新加坡的客工宿舍大范围流传，政府关闭学校、餐厅和一切人群聚集的场所，整整两个月；所有的施工工地也因此停业，我们家门口那栋在建公寓也一直搁置着。到了七月份，各个场合重新开放，工程也重新开展，我们饶有兴致地看着门口那栋楼终于完工，每次有新住户搬进去都兴奋不已，恨不得拿个望远镜偷窥，毕竟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唯一令人兴奋的变化。楼下开起了超市，托儿所，然后就是克里斯托弗的酒馆。
我家这一带，虽然有那么几栋新建的公寓，但总的来说，不属于外国人集中居住的片区。以地铁线为界，北面是四栋新型公寓，南面则是新加坡政府建的组屋区（类似于香港的公屋或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适用房）。
在南面组屋区，当地人每天早晨穿着短裤拖鞋，去自己熟识几十年的咖啡店，坐下来点一杯“鸳鸯”咖啡（一半奶茶、一半奶咖的混合饮品）。对于克里斯托弗开的这种德式啤酒馆，热衷美食尝鲜的当地人大概率会好奇、觉得新鲜，来吃个几次，尝过了简单菜单上的大部分菜品以后，就不再光顾。
而北面公寓区、我们所租住的房子，大多由来自新加坡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的富人以投资为目的购买，再出租给外国人。本区大部分外国人是外派来新的日本家庭，因为日本学校就在附近；男人很少出现，可能是忙于工作和应酬；女人们大部分在家育儿，彼此之间时常聚在一起说日语，但不知是因为文化差异还是英文不好，她们都不太与其他家庭打交道。公寓里也有一些华人家庭，以及来自欧洲、美洲或者澳洲的白人，大家的关系仅限于在电梯里或泳池边打个招呼。
而德国人克里斯托弗在这样一个地点，这样一个时间——新加坡刚刚从第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封城中解封——选择开了一家酒馆，不由得让我好奇，他将怎样经营他的酒馆，谁又会成为他的常客。
第一次去这家新开业的酒馆，我们点了店里的招牌——德式烤猪肘。一个穿深蓝色马球衫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法语对话，他也用生硬的法语与我们攀谈。男人满头灰发，身材倒是保持得很不错，没有当地大部分中年白人的啤酒肚，气色也很好，笑容满面。他自我介绍叫克里斯托弗，是这家店的店主，德国人，三年前来的新加坡，之前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德国餐厅做主厨，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酒馆兼餐厅，卖正宗的德国啤酒和烤猪肘。
克里斯托弗为我们端来红酒。出乎意料地，他把酒倒进我的杯子里，让我先品尝。
西餐厅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客人点了葡萄酒的话，餐厅老板开酒之后，要先倒出来一点点，给餐桌上那个最重要的客人，或者看起来最懂酒的人，让ta品尝；确认过没有木头塞味道之后，才正式给餐桌上的所有客人倒酒。
自从来到新加坡后，我就注意到一点：餐厅里的试酒，服务生永远都是先倒给我先生，而不是我。此外，点菜和买单，服务员都会如同默认一般，只对着我先生说话，从来不看我。甚至连我们一起去做脚底按摩，按摩馆也是默认将更有经验、按得更好的服务员派给我先生而不是我。
我不知道因为他是男人，还是因为他是白人，或是二者兼有，这种约定俗成的歧视让我感觉不快，想拿着信用卡怼到他们鼻子底下，告诉他们，我是女性，是亚洲人，但同样也是家里赚钱买单的主力。
在此背景下，克里斯这个尊重的举动，瞬间赢得了我的好感。
从此，我们常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呆着，有时候全家一起来吃饭，有时候放工之后来这里喝一杯，放松一下。
新加坡从2020年3月开始，所有条件允许的企业都应让员工在家工作。在家上班，听起来十分诱人，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愉快。由于员工人不在公司，彼此之间见不到面，大家都想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在工作，于是对同事、客户发来的会议邀请不敢拒绝，久之行程表便越来越满；另一方面，老板们看不见员工，难免焦虑，总想着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，各种夺命连环call、WhatsApp消息轮番轰炸，无论是午饭时，如厕时，晚上给孩子讲故事时，直到深夜，只要老板还没休息，员工就不敢不回消息。
新加坡没有四季，整个2020年，我感觉自己每一天的日子都一样：早上起来，八点钟开始投入第一个会议，一直到深夜，往往过了午夜，才回完老板的最后一条消息。中途有时会停下来吃饭，有时不会。日子与日子之间，并无区别。
直到一天，在挂掉电话，将鼠标用力摔在地上、眼见它四分五裂时，我意识到，这个状态不对。我必须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。
于是，每天傍晚六点钟，不管会议有没有开完，我都会准时出现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。要一杯当日特惠的酒，如果有电话会议，就挂上耳机开会；如果碰巧有半小时的空隙，就望着酒馆门前空地上，脑子里放空，什么也不想。
疫情期间，停车场上无人的游客大巴
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，我们结识了越来越多住在附近的人们，大部分是外国人。有我们同层楼的邻居，爱尔兰夫妇斯蒂芬和伊玛，他们在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当老师；本来我们在同一楼层，从未互相打过招呼，因为都去克里斯托弗小酒馆的缘故，反而混熟了，发展到我家的猫每天都会跑去他们家玩的地步。还有我保险业的同行、隔壁楼的法国人瑞杰，我们因为都喜欢一起去酒馆里工作、都用法语打电话而互相攀谈起来，交谈之中发现双方的娃竟然是幼儿园同班同学。
在酒馆结识混熟的邻居当中，和我们关系最好的当属西蒙和玛丽一家。这是一对法国夫妇，带着7岁和4岁两个小女儿。不同于大部分外派家庭的夫唱妇随——先生被外派过来，太太便带着孩子跟着，他们家是由玛丽外派过来的。玛丽在谷歌工作，是大数据工程师，正是新加坡急缺的人才；西蒙跟着太太过来后，就遇上了疫情，当了一段时间的全职爸爸。他热爱美食也爱美酒，做得一手好菜，每餐饭必小酌一杯，逐渐喝出了一个小肚子。由于聊得来，也因为两家孩子年纪相仿，我们与西蒙玛丽时常聚会，经常是这个周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，下个周末他们来我们家游泳。
原本外国居民和游客聚集的罗伯逊码头，在疫情封城期间，空无一人
2020年的圣诞节，和大部分生活在新加坡的外国人一样，我们没能回家过“年”。
新加坡在2020年的六月份已经结束了居家隔离的“断路器”时期，堂食开放了，学校重开了，居民们也可以自由地去公园、商场、健身房。只是人人一只无论何时何地都焊在脸上的口罩，提醒着病毒的无处不在。聚会也始终限制人数，根据疫情轻重缓急，从二人到五人到八人不等。我们的小区曾出过一件大事：有一户屋主请了超过规定人数的朋友来家里聚餐，结果被小区摄像头拍到，第二天收到新加坡移民局通知，限他们全家卷席铺盖48小时内离境，永世不得再入境新加坡的境遇。那画面在疫情两年来长期占据我的脑海，更加深了我长期作为外国人、时刻准备着被赶出国境的焦虑感。
在整个疫情封闭期间，新加坡关闭了国境，只出不能入。如果选择离开国境，基本上就不可能回来了。
进入圣诞月——十二月份以来，那些不能回家、乡愁无处释放的外国邻居们，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里不知道聚过多少次餐。当然，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计算好了人数，绝不超过政府规定的上限。
那段时间，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，迎来了新的合伙人——俄罗斯人欧莱格。这位新老板就住在我们的公寓楼里，他的身体面积很宽，竟然还说得一口标准的中文，称自己在上海呆过七年。
我们和玛丽西蒙一家，将今年的圣诞聚餐就设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。在两位老板热情的推荐之下，我们尝了圣诞节新推出的菜，俄罗斯沙拉。刚吃了一口，几个来自中法美食大国的人彼此默默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地把吃进嘴里那裹满了工业蛋黄酱的塑料味儿、没煮熟的土豆吐进了餐巾纸。
圣诞特供的德式烤鹅却很惊艳，一只肥美的小鹅对半切开，表皮均匀地烤得焦黄香脆，内里却一点儿也不柴，一切开，粉色的鹅肉往外漾出汁儿来，配上德式酸菜，正好化解了油腻。克里斯托弗不愧是前米其林餐厅大厨啊。
餐后，我带着早就坐不住了的娃，出去酒馆门口透透风。酒馆连同门口的小小的广场，都属于这栋新公寓，有一个很小的儿童游乐园，提供给公寓里的住户们使用；靠近马路边，种满了一排美人蕉，叶片硕大肥厚，花朵鲜红似血。在我的家乡，那个靠近热带的南方小城，也有许多这样的美人蕉；由于工作、跨洲迁徙和疫情等原因，我已经整整三年没能回家了。
克里斯托弗在小广场上抽烟。灰白色烟雾升起，仿佛把他的额发染得更白了一些。不同于欧莱格，克里斯托弗不住在这一带，有时我晚回家，也会看见他在这个广场上抽着烟，等着网约车到来；身后是打烊的酒馆，熄了大部分的灯，如同沉睡的兽。
我回头，看向他身后的酒馆。这是圣诞节，人们也藉此想要多呆一点时间，因此酒馆里仍然人满为患。然而新加坡自从疫情以来便颁布了10点半以后不能喝酒的禁酒令，克里斯托弗因此被罚过8000新币，所以此刻桌上的酒早就收掉了。
“你听说了吗，传闻堂食又要关了？”
克里斯迅速扫了一眼周围，用嘴型无声地吐出一句F开头的粗话。“关了开，开了关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我也沉默了。酒馆里的热闹气氛却不减，灯火通明；然而没有了酒精的驱使，仿佛又少了点什么，客人们的喧闹声中，透着一点点强作欢颜的意味来。
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，关闭堂食前一天，所有的桌椅都被收起来了
从2020到2021年，新加坡前后一共经历了三次管控。每一次，根据疫情的轻重缓急，以及疫苗的普及程度，最严重的时候，关商场关餐馆关学校，人人居家隔离；轻则禁堂食，或是限二人同桌。有段时间，我们一家三口去餐馆，却要分成两桌坐，而且为防彼此之间交谈互动，两桌还必须分隔得远远的。曾经就出现过我俩坐在门口的桌子上吃饭、儿子一人远远地独占一张小桌子上津津有味地看视频的滑稽场景。
一桌仅限二人堂食，一家三口得分成两桌坐
然而到了2021年秋天，形势却突然好转。那时，世界性的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半，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，也关闭了一年半。九月份，新加坡宣布允许出入境，并颁布了新的政策：世界各国被新加坡政府分为了四个不同的等级，等级不同，入境政策也不同。第一梯队如中国，进新加坡可以入境免隔离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仍然吸引不来中国游客。法国处于第二等级，可以入境，但需酒店隔离14天。到了十月份，14天的酒店隔离变成了居家隔离。
我们心动了，西蒙玛丽心动了，所有近两年没回家的异乡人们都心动了。邻居之间，酒馆客人之间，大家最经常问彼此的问题就是，今年圣诞，回不回家？
2021年10月19日，我仍然记得那个日子，新加坡宣布包括法国在内的11个国家加入“旅行走廊”计划，所有人入境新加坡免隔离。我第一时间翻出保险柜深处的护照，近两年没见天日，护照封皮上已经长出了白色的霉斑。去法国的机票是半年前就买好了的，买的时候并未抱有希望能成行，最好的打算是带着孩子居家隔离，没想到现在连隔离都不需要了。我立刻通知在法国的亲朋好友，并在网上下单了近十公斤的芒果干、榴莲酥、咸蛋黄鱼皮、肉骨茶包等新加坡特产，准备带回法国。
时隔两年，终于要第一次离开小岛了。
克里斯托弗仍旧一个人在门口的小广场上抽烟。我问他，圣诞节打算回家吗。
“我不回去。”克里斯托弗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桌上，想了想又补充道，“孩子们今年要去他们妈妈的新家过节呢。我前妻今年刚刚再婚了。”
一时间，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。克里斯托弗冲我笑笑，走回吧台，将上头放着的半杯啤酒一饮而尽。
2022年初，从欧洲回来后，我们就没有再去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聚过。
年前，像疫情期间新加坡的大多数公司一样，我所在的公司再次经历裁员，目标是整个COO办公室底下的近30人一个不留。除夕当天早晨，我穿着过年的红裙子，外面套了黑西装，去一家公司面试；面完试再赶回家做年午饭。我请了瑞杰一家和西蒙玛丽一家——新加坡已经进一步开放，允许最多十人聚会——来家里感受过中国年的气氛。我准备做盆菜和饺子，盆菜里有十几种不同的食材，由于煮熟的时间不一样，需要分别烫熟，以满足不同的火候，因此做起来特别麻烦。我将海参、鲍鱼、鲜贝、鲜虾、烧肉、白菜、西兰花以及各种丸子等，一样一样分别放入滚水里，一边掐表看时间捞起。
手机振动，收到了瑞杰的一条消息。是一张图片，不用放大就能看清楚：测试剂上清晰的两条浅红色的线，和不想要孩子的人的验孕棒一样，触目惊心。
“我阳了。今晚我们全家都去不了了，真对不起。”
我们的年午饭，就只剩下西蒙玛丽和他们的孩子们四位宾客了。从前回家过年，我奶奶家是个大家庭，总能聚齐二三十人来，开两桌，一桌喝酒的，一桌不喝酒的。海边的城市，年夜饭不吃饺子，但总绕不开各种海鲜珍肴：多宝鱼，斑节虾，鲜鱿鱼，活章鱼，虾姑，也一定有海参鲍鱼等硬菜。还有我魂牵梦萦的家乡炒米粉，春节的画面里，总少不了奶奶掂着大铁锅、翻炒着里面的香菇、韭菜、虾皮、红烧猪皮，和供十来人吃的米粉的景象。
我看着眼前正在滚水里打转的西兰花，一滴眼泪掉进锅里。擦干眼泪，继续对付眼前的菜。还有不到一个小时，客人就要来了。
等到手忙脚乱做好盆菜，我才发现饺子皮忘记从冷冻格里拿出来，原本计划和孩子们的饺子工作坊也泡汤了。三个正处于顽劣年龄的小孩在家里跑来跑去，将家里所有的玩具都翻出来摊了一地，剩下仅有的几处空白，被他们用水彩颜料和吃剩的米粉撒满，没个落脚的地方。
一顿饭吃到下午四点钟，宾客们走了，先生也带着孩子出门了。我一个人把整个家重新打扫了一遍，好不容易收拾妥当，匆匆忙忙洗个澡，刚想给国内的父母打个电话，先生和孩子又回来了，我只好顶着一头还没来得及洗掉发膜的头发，又开始给孩子做饭。前一天准备了太多饺子馅，吃完晚餐，我又开始包饺子，一直包到了晚上十点。
从前在家过年，叔婶姑伯们从早上开始洗菜切菜，蒸煮炒炸，一个一个的菜端上桌，孩子们吃的不亦乐乎，但总有人留在厨房忙碌，好不容易擦干手上桌吃饭，围裙还没摘，就要收拾清理了。原来做主妇，单打独斗地准备年菜，再独自收拾一切，是这样的滋味。
年就这样过完了。这是我第七个没有回家过年的年头，也是我第四年没能回家。而我的奶奶，过完年，也100岁了。有生之年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。
沾着一头一手的面粉，我站在厨房里，突然就崩溃大哭起来。
新加坡的传统年夜饭里必有这么一道“盆菜”
3月24日，新加坡彻底开放了。出国旅游，入境时不再需要做核酸检测；堂食聚会不限制人数，夜店开放，卡拉OK开放；在室外也不再需要戴口罩。我们生活中最明显的变化，是各种活动增加了：攀岩、舞蹈课，虽然室内运动还要戴口罩，但这些需要互动的运动项目在疫情期间是没有的；健身房、高尔夫球这些之前保持运营、但由于限制人数一直很难约到时间的运动，现在也变得非常容易预约。
兴奋于新加坡的新变化，我和先生每天都在兴致勃勃地策划，接下来要去哪里过周末或旅行。先是带孩子去了离新加坡最近最方便的马来西亚乐高王国过周末，又去了泰国和菲律宾旅行。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是个周日，我们旅游回来，到达新加坡樟宜机场，根本叫不到网约车，所有人都在的士搭乘点排队等车。看着眼前至少折叠了五六层的长长队伍，竟然隐隐鼻酸，心生感动——过去那个繁华喧嚣的新加坡，那个人山人海的樟宜机场，终于回来了。
解封后的樟宜机场，又见长长的打车队伍
不记得是从哪一天起，我们不再与西蒙和玛丽每周相聚了。周间，大家都有活动安排；周末，不是我们在新山，就是他们在普吉岛。即使是那些大家都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也都各自有局。每次互相发短信问候，对方总是显得很忙，时间一直约到两三周以后；想必他们眼里，我们也是如此，匆匆忙忙，漫不经心的一句“哦你没空，那下次再约啊！”之后就再没有了下文。想起那些和邻居们相聚在克里斯托弗小酒馆的日子，恍若隔世。
我也忘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没再见到克里斯托弗出现在他的酒馆里。居家办公的日子结束了，我回到了办公室上班，傍晚不再去他的酒馆开电话会议。下班的时候，总会经过酒馆门口的小广场，来往的行人似乎变多了；大部分人仍旧习惯性地戴着口罩，尽管新加坡的室外口罩令已经取消了。然而酒馆里的宾客好像没有变多，没看到疫情后的“报复性消费”。也许是因为开放的夜间活动场所越来越多，可供选择的去处增加了，人们便不再执着于同一家熟悉的餐馆，而是到处尝鲜去了。
幸而晚上10点半的禁酒令结束了。酒馆的室外座椅里，常有酒客抱着一升装的啤酒杯，一直坐到深夜。
然而我还是没有看见克里斯托弗。
五月底的一天，我在家听到猫在门外走廊叫了几声后，传来了开门声。探头一看，伊玛穿着家居服站在门口。我走过去与她攀谈。
“我们已经决定，下个月学校的学期结束，我们就回爱尔兰，彻底搬回去。”伊玛说。
我有些诧异。我理解这种在小岛上被困两年、期待回归自由的心情，但新加坡已全面开放，大家都开始到处旅游；他们这时候回去，不是可惜了吗？
“我和斯蒂芬两家是邻居，高中成了恋人。大学毕业后一起去间隔年，环游世界，后来到新加坡，找到了现在的工作，又一起经历过疫情，经历了高低起伏种种，渐生退意。也许是时候结束旅程，回到家乡，陪伴父母，也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了吧。”
我点点头。二十出头就独自到国外生活，那种始终作为异乡人的格格不入，常年漂泊在外萌生出的倦意；有时深夜醒来，面对梦外的黑暗，需要恍惚很久才能确认自己身在何地。这样的时刻，在我十几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，又何尝没有出现过呢？
六月中，当我们和西蒙玛丽一家再次聚集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时，发现自从三月底开放以来，我们就没再聚会过；而上一次一起来到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馆，竟然已经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事了。世界仿佛被分成了“疫情前”和“疫情后”两个突兀的象限，各自瞪大了眼睛，认不出彼此。
克里斯托弗不在那里。他的俄罗斯合伙人欧莱格坐在酒吧后面调酒。旁边一小杯伏特加，是给他自己的。我们礼貌地向他询问，好久没看见克里斯托弗了，是不是去度假了，或者回家了。
欧莱格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太自然的表情，几秒钟之后，生硬地回答，“对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”
已经不在这里了。这句话有许多层含义，他现在不在餐馆、去休假了？他离开餐馆，不再这里工作了？还是他彻底离开新加坡了？
欧莱格低下头，继续专注调他的酒，没有再和我们说话。我们回到桌上，默默地举杯。菜单换了新的，许多之前的菜都没有了，譬如我们都很爱的慕尼黑白香肠；之前试行过的几道菜如俄罗斯土豆沙拉，已经被正式放进了菜单里。我们点了招牌菜德式烤猪手，烤成金黄的外皮仍然酥脆，但打开来，里面的肉干硬如柴，没有了以前一口咬下去就往外溢出的喷香肉汁。我们用不太尖锐的刀用力切着肉，这的确不是克里斯托弗做的烤猪手了。
外面扎堆的年轻人不知道在看什么比赛，轰地爆发出欢呼声。禁酒令结束，不再需要在10：30 匆匆收掉桌上的酒杯。我们也不用频频看表，可以从容地分完瓶子里的红酒。
但我们以后也许不会再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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